“四川正在成为中国志愿者理想主义的圣地。”这是一种久违的激情,却要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
□ 本刊记者 吴小曼/文
“喊空话没有用,实际行动最重要。”震后第二天,韩寒乘飞机去了四川成都。他在博客里写道:“我要直接去灾区尽一点力气,现在没有时间废话。”
与作家韩寒一样,这些云集在成都“顶点”户外用品店外的年轻人都是物质富足的“80后”,通常被认为是“精神缺钙的一代”:缺少内省与担当,可当这场巨大的灾难来临时,他们没有犹豫,而是背起了行李,加入救灾行列。
理想主义的回归
“到前线去”成为时下时尚,灾难发生后,NGO和很多招募志愿者的民间组织前排起了长队。平时登山、玩车的“有闲一族”突然转变观念当起了搬运工⋯⋯
“感觉很酷、很充实。”一位志愿者在日志里写道。他称自己是“失落的70后”,身体里残存着理想主义的尾巴,曾被市场经济弄得七零八落,如今又得到了愈合。
与这些人不同的是,朋友老卢经历过“理想主义的80时代”,然后是幻灭,然后是对物质的极度迷恋,在短时间积聚起惊人的财富,他现在是某私营企业老总,“在灾难面前,物质的力量显得那么脆弱,那么不堪一击。”他说。
他说过去对于物质的迷信有些幼稚可笑,这是他这几天一直在思索的问题,也是他们的奔驰车队会员共同思考的问题。
如今,他们的豪车不是在柏油路上飞驰,而是在农村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颠簸,那里的惨状让人触目。
“现在公司都乱套了。”妻子小玉对此不无抱怨,“最近几笔大单都飞了。”物质的损失不好计算。
“完全不用管生意上的事,什么赚钱、房子、车子,让一切俗事走开。”这些显得有些焦虑的“财富阶层”终于有时间来调整自己。除了赚钱,也许还有更为重要的人生价值。
但更多的是被激情点燃的平民志愿者,他们大多辞掉了工作,拖着简单的行李就来到这里。除了少量的消毒和尸体处理,他们大部分的工作是以装卸、搬运为主。
还有一些摇滚青年和野外俱乐部的会员,他们坐在大本营等待分配任务,对眼前分发物品等活不甚其烦,其最大的愿望还是想到灾区搜救“幸存者”,可又被告知灾区有余震、疫情等风险不能贸然前去。
也有一些不怕危险深入到灾区的车友会成员,却因搜索不到“幸存者”显得有些失落。
“我们一定要坚持”,流淌在志愿者身上的“英雄主义情结”让大家格外热络,认识的不认识的相互勉励。“我们这里没有职业、地域、年龄的界限,只有一个目标:救人。”
“四川正在成为中国志愿者理想主义的圣地。”从四川回来的朋友都带着一丝惊羡:这是一种久违的激情,却要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。
“这是一种少见的人间大爱”,很多受到理想主义情绪感染的年轻人纷纷涌来。
中国文化中传统的互助精神与舶来的“义工”精神结为一体,释放出巨大的向心力。这不仅是一种理想主义精神的回归,也是传统价值观的回归。
草根力量的崛起
他们为灾民送药送水,或深入灾区、反馈需求信息,募集物质并组织运送。
在灾区,我们随处可以看到NGO和志愿者的身影,他们组成统一的“指挥中心”,试图弥补人口相对稀疏、政府救援难以覆盖的地区。
一些分析家说,这可能是一个转折。中国没有民间慈善或社区活动的传统,这次四川地震却催生了一种显著变化:一种大规模的草根志愿者运动。
香港乐施会此次带来了2500万赈灾资金及价值1000多万的物资。还有一些草根中的草根也在行动,QQ“爱心妈妈”群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,这些衣食无忧的妈妈早在民政部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消息前,就发起和组织了一场向灾区婴幼儿捐赠奶粉的活动,她们募集来大量的物质,却因运送困难,一度受挫。
还有一群妈妈发起了“爱心助养”、“爱心义卖”,本人就参与了“妈妈爱心卡”群,还有更多的民间组织在行动,募集来大量的钱物。
“这些民间组织为中国红十字会不堪重负的任务提供了补充力量,帮助了救援行动,却也暴露出一些问题。” 参与救援的民间环保团体、“自然之友”执行理事梁晓燕对《环球财经》记者说:“很多志愿者大多缺乏专业的知识,往往到了一线以后不知该往哪去。目前在各种民间力量之间,也缺少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信息共享平台,前方也没有一个组织机构,来统一指挥大量来自民间的人力、物资。”
这是目前民间组织需要改进的地方,很多民间组织也在救灾中不断修正着自我定位,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向。
不过,这些瑕疵丝毫无损他们的形象,草根力量的崛起恰恰是一个公民社会发展的基础。
生命高于一切
灾区之外的个人、企业也在捐款捐物、献血流泪,乞丐、老人、孩童都在行动。举国力量被激发出来,其原动力何在?
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说:我们的民众,真的体现了巨大的爱心、理性和人性的光辉。很多行动,政府来不及号召,来不及组织,都是民众自发的行动。这体现了政府对民众的信任。而反过来,民众也对政府表现出了信任。上上下下,一起为了救助灾区的人而不懈努力。
“一切以苍生为念,以生命为重。”为了调动尽可能多的力量拯救生命,政府敞开了救灾的大门,民间力量争相涌入。正是这种执政理念的转变,使得举国力量瞬息被动员起来。民间力量与政府力量配合,形成强大合力,推动着现代救援机制的发展。
反过来,经济的富足让我们有能力去寻求社会回报,也渴望被社会认同,这种自我意识的提升也推动着执政理念的转变。
密歇根大学中国数据中心的高级研究协调员鲍书明说:“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拐点。这将化解政府和普通人之间的一些界限。人们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,变得更有组织,社会变得更开放了。”
显然,这是一个执政理念全面刷新、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